我记不清已经同多少外国人讨论过中国问题了，有记者、官员、学者、工人、退休者……有的是正式采访，有的则是非正式采访，更多的是朋友间的自由交谈。我听到过许多对中国的赞扬，但最使我感动的却是贝湖先生对我们的直言。
从1960年起，贝湖先生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他和夫人一起在非洲的几内亚工作。他对比了苏联和中国的援几项目，认为中国的项目虽小，但很实在。他从中得出结论，中国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几内亚。刚好那时中国驻几内亚使馆正在物色给技术组人员上法语课的教员，贝湖就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1962年，我驻几使馆又问他愿不愿意到北京去教授法语，他征求朋友们的意见，他们都说“北京生活条件艰苦，你孩子又小，还是不去为好”。但他还是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上任了。
当时，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但他一到北京，学院领导就问他：“孩子需要什么，是牛奶还是巧克力？”这使他大受感动。由于法语教员不足，贝湖既要编教材，又要上课，还搞讲座，常常是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但他感到非常愉快。通过与中国同事的合作和与同学们的接触，贝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越来越深。与此同时，他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历史，特别对中欧之间的历史交往、对中欧两种文化的汇合非常感兴趣。
这位比利时人在北京越来越找不到他乡异国的感觉了。当“文化大革命”到来时，他甚至参加了北外的“红旗大队”。他说，“就是保陈老总，保周总理”。1968年贝湖回到比利时后和其他对华友好人士一起成立了“比中协会”，为推动两国建交奔走呼号。他把1971年中比正式建交视为“我们的胜利”。1982年，为进一步推动中比文化交流，他又成立了“比中文化中心”，并出任中心秘书长。
谈到新中国成立50年来的成就，他首先说：“我完全理解毛泽东主席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深刻意义”。他认为，“毛泽东主席在指导经济上确实有错误，特别是发动了对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毛泽东仍然是位伟大的人物，他为中国的独立、统一所做的贡献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
对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成就，这位不会说中国话的比利时人更是如数家珍，从农村改革到乡镇企业发展，从引进外资到特区建设……他为中国的所有进步感到自豪，因为他在北京整整生活了6年多，中国早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正是出于这种感情，贝湖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担心。我多少感到意外的是，他在谈到这些问题时不仅突然语塞，甚至还掏出手绢擦了擦微微发红的双眼。一个外国人对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抱有这样一种痛心疾首的真实感情，不能不令我感到震动。
贝湖说，60年代他在北京感受最深的还是中国人民的那种精神面貌和道德情操。他说，“那时，为人民服务是最响亮的口号，学习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时代风貌，愚公移山是对待困难的回答。这是多么高尚的道德。”说到这里，不抽烟的贝湖居然向我要了一支烟，点上后猛吸了两口。他接着说，“法轮功在我看来就是邪教一类的东西。比利时也有邪教，那些当事人现在还关在监狱里。问题是为什么法轮功能传播开来，我看是和道德信仰有一定关系，今后中国应该大大加强道德和科学理论建设和宣传。决不应丧失对歪理邪说的警惕。”
贝湖说，“这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热爱中国的比利时人，我将继续不断地为宣传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中比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尽力工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比中文化中心”和比利时国家电视台一台合作从8月份起已先后播出了7部有关中国的影视片；将举办一次大型音乐晚会，比政府和欧盟的高级官员、20来位驻比大使及各界人士600多人将出席晚会；同北京友协合作，组织中国剧团到比利时演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中比文化技术交流的情况；举办中国风情画展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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